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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英:某某涉嫌受贿、窝藏案一审辩护词

作者:董文英浏览次数: 日期:2011-06-20 19:0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尊敬的国家公诉人:
    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指派李万忠、董文英二位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法庭审理活动。辩护人的职责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人围绕起诉书关于受贿罪、窝藏罪的指控,就本案事实及定性问题发表以下辩护意见,希望合议庭能予以重视并采纳。

第一部分:关于受贿罪的指控

    一、由李某某出资购车是基于公安局的工作需要,被告人在任期间一直作为公务用车;离任后经李某某提议将车过户于被告之子名下,是基于李某某与被告之子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兄弟情谊,与被告人的职务无关。公诉机关在相关证据处于一对一状态且不能排除被告人供述真实性的情况下,将该起事实认定为受贿,证据明显不足
    法庭调查已证实:被告人原来使用的警车因车况不好常出故障,影响正常工作,为此曾向当地财政局及省厅有关领导提出配备新车的要求,但终因地方财政紧张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李某某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愿意资助公安局买车。被告人的司机在北京接车时,曾电话请示以谁的名义开发票,被告人明确告知:“以公安局的名义开”,当销售方要求提供公安局的机构代码证时,才发现因之前对购车手续不了解、准备不充分而不能以公安局的名义开发票。情急之下,被告人临时安排以司机的名义办理了购车手续。该车开回后,改喷成警车颜色,安装了警灯、警报和警车标识,相关费用由局里支付。被告人在任期间,该车一直用于公务。2007年初离任后,被告人安排司机将警车牌照交回交警队。由于没有地方牌照,在往北京搬家的过程中,经李某某同意以发票上购买人的名字在北京上了户。后因单位给被告人配备了专车,被告之子所在公司也有五六辆车,加之那段时间被告人用车次数很少,有自己的专车完全能够满足使用,于是打电话让李某某把车再开回去。李某某表示:与被告之子等人在北京合办了贸易公司,而他在北京那边没有车,如果他去了北京他就用,他不在北京时被告之子用。他与被告之子既是合作关系又是结拜兄弟,过户在其名下也一样。就这样,被告人按照李某某的意思安排其子办理了过户手续。
    就李某某是为公安局买车还是为被告人个人买车的事实而言,从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来看,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当庭陈述与司机的证言相互吻合,与李某某的证言也无矛盾,足以表明被告人用李某某提供的资金为公安局买车,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李某某在《询问笔录》中说:“被告人以让我给公安局做贡献为由让我给他买过一辆车”,这一说法除了与被告人及其司机相一致外,还得到了被告之子的印证。他在《讯问笔录》中证实:“李某某投案以后,同案被告人某某让我先将车款交给李某某老婆,我向我父亲说了,我父亲对我说:车也不是给我买的,是给公安局买的,让我用的。我父亲不同意我将车款给李某某老婆。”这更进一步说明,无论是李某某还是被告人,他们都认为当时出资的确是给“公安局”买车,而不是给被告人个人买车,被告人从未有过要将该车据为己有的主观故意。

    李某某在《询问笔录》中,虽然矢口否认自己知道车辆过户的情况,也否认曾说过“我在北京时我使用,我不在时被告之子使用,过户到被告之子名下也一样”的话。由于煤矿事故被中纪委调查,李某某心情沮丧、东躲西藏;前期投入巨额资金运作的煤运站项目眼看有了眉目却因无法跟进而泡汤,经济损失巨大;等待投案却长时间不能协调到位,所有这些都使得李某某将积聚的不满和怨气一股脑发泄到被告人身上,因而在李某某的证言中出现了诸多不实之处。对此证据状况合议庭评判时应慎重把握。
    二、被告人与李某某在筹建煤炭集运站项目上,各自以人脉资源和经济实力作为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分工负责,优势互补,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而非刑法理论中行贿、受贿的相对人(对向关系)关系;合作前期被告人虽然担任公安局长,但在筹建煤炭集运站项目上并无职务便利可用,而是作为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按照约定的分工去协调人际关系,不存在利用自身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公诉机关关于“以合作建煤运站的前期费用和以解决发运户头为名”向李某某索要巨额资金的受贿指控明显不符合案件事实,依法不能成立
    (一)被告人与李某某在煤运站项目上的合作关系客观存在,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法庭调查中,公诉机关出示的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以及相关公司的工商资料、《情况说明》等书证,均一致证实:被告人、李某某二人均有与铁路部门联营筹建煤炭发运站的共同意愿,发运站的经营优势和可观利润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李某某知道被告人与铁路方面的特殊关系,被告人也清楚李某某具备投资煤炭发运站的经济实力,几经商谈之后两人确定了合作关系,并基于各自所长进行了分工:即由被告人负责协调铁路方面的人际关系,由李某某负责前期费用和后期投资;在煤运站产生效益后先由李某某收回前期费用及投资,然后按被告人占35%、李某某占65%进行股权分红。在合作前提下,双方围绕筹建煤运站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李某某成立了有煤炭经营资质的公司,在被告人的协调之下,该公司与铁路方面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就选址、设计等方面的事项达成初步意向;甚至为协调关系,还由被告人出面先后送给铁路方面人员巨额贿款。被告人及相关人员数十次到集运站筹建地协调关系,办理筹建事宜,仅招待和差旅费开支就达一百几十万元。由此可见,合作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质疑的。辩护人充分注意到,公诉机关在发表公诉意见及庭审答辩中,也始终没有否认过这一合作关系的存在。
    (二)在与李某某合作筹建煤炭集运站过程中,被告人没有实施《刑法》第385条所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被告人在合作前期虽然担任公安局长职务,但在与李某某合作筹建煤炭发运站项目上,其并无职务之便可以利用。从地域管辖和行业领域上看,在外省与铁路部门联营筹建煤炭发运站,公安局长的权利范围根本无法触及;从任职领域和级别高低分析,被告人主要协调的对象是铁路系统的正厅级,而被告人是公安系统的正处级,无论是横向联系还是纵向对比,被告人的职务均不可能对铁路方面的相关人员产生任何影响。被告人凭借的是与铁路方面相关人员30多年建立和维系的朋友关系、亲家关系,在涉及自身利益的项目上请铁路方面相关人员在同等条件下给予支持和帮助,而李某某要实现筹建煤炭集运站的设想,需要借助被告人在铁路方面的人脉优势,而不是被告人所谓的公安局长的职务身份。如果被告人只是公安局局长,与铁路方面的相关人员互不相识,李某某还会不会选择与他合作建煤炭集运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同样,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便被告人不是公安局长,凭借与铁路方面相关人员之间的特殊关系,面对经营发运站的可观前景和诱人利润,李某某仍然会选择与他合作。事实证明,李某某在被告人被免职后,仍然分别拿出1000万元和300万元交给被告人,恰恰说明了李某某在合作筹建煤炭集运站这个项目上所看重的并不是被告人的公安局长身份。正如李某某在《询问笔录》中讲的:“我知道当时铁路方面的某某是被告人的好朋友,对于建设煤运站一事,被告人说铁路方面的某某一定会给予大力支持、关照,我也想通过此事认识了他并处好关系,我感觉建煤运站的事有很大希望,如煤运站建设成后,回报也很可观,所以我就同意与被告人一起在内蒙合作建煤运站。”至于被告人及其儿子、李某某在供述及证言中谈到的他们对公安局长这一职务身份的各自理解,并不能作为判定被告人在合作项目上有无“职务便利”依据。

    (三)李某某分三次交给被告人3300万元,其中2000万元是项目的前期费用,1000万元是借款,300万元是解决发运户头的费用。公诉机关以李某某证言作为主要证据,认定2900万元为被告人索要的好处费,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筹建煤运站是一个投入巨大、周期较长、回报丰厚的经营项目,在政府、地方、企业三家联营投资、企业独立经营这一新的运作模式之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联营、需要多大投入,此前谁都没有接触过。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及庭审调查中一致陈述:李某某问我前期费用需要多少,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想借助李某某解决一下儿子的资金周转问题,就向他提出借用两三千万。李某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我先拿2000万元作为前期费用,如何使用我不管,但要争取拿下项目,然后再拿1000万元给儿子使用,不够再说。”
    李某某在《询问笔录》中称:“被告人刚开始让给他3000万元好处费,保证将建煤运站的事办妥,我说行……我当时说前期活动费用我可以承担,但煤运站建成营业后,要首先收回我的投资(包括3000万元好处费和实际投资)后再考虑按股份分红。”在李某某的上述证言中,“前期费用”与“好处费”他是混同使用的。
    3300万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款项,直接关系到本案定性和量刑的适用幅度问题。辩护人认为,不能简单地仅以当事人对它的称呼和理解来认定,而应从实质上进行分析和把握。根据李某某与被告人之间约定的合作方式和内部分工,被告人负责协调铁路方面的关系,李某某负责前期费用和实际投资。被告人用李某某提供的前期活动费用及自己的人脉优势经不断协调和推进,促成铁路方面与李某某成立的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被告人送给铁路方面相关人员的钱就是前期费用中的一部分。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关于索要“好处费”的认定依法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1、被告人只是公安局长,建煤运站并不属于他主管、负责或承办的权利范围,他需要借助于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才能实现,李某某对此完全明知。因此,从“好处费”的既定概念和指向对象而言,3300万元显然不是李某某给被告人本人的“好处费”,而是李某某为建煤炭集运站让被告人协调有关部门和个人的公关费用,是准备送给与筹建煤炭集运站相关人员的“好处费”。也正因为如此,李某某才一直怀疑被告人没有把他给的“好处费”全送给别人,自己留了大部分。如果真如公诉机关指控所言,这3300万元就是李某某送给被告人本人的好处费,那么李某某还有必要怀疑被告人截留了大部分“好处费”吗?因此,不能离开案件客观事实断章取义而将该“好处费”武断认定为给被告人本人的“好处费”。
    2、李某某在证言中说:“前期活动费用我可以承担,但煤运站建成营业后,要首先收回我的投资(包括3000万元好处费和实际投资)后再考虑按股份分红。”如果是给出去的好处费,哪有再收回的道理?显然,李某某是把前期活动费用作为投资的一部分来看待,要求在见到收益后先行收回,说明在他眼里,这3300万元无论是叫“好处费”,还是叫“前期费用”,其实质就是作为筹建煤炭集运站总投资的一部分,是让被告人去跑项目、协调关系的公关和活动费用,而不是给被告人本人的“好处费”其目的就一个---“拿下项目”,正如他在供述中所言:“我先拿2000万元作为前期费用,如何使用我不管,但要争取拿下项目……”。

    3、被告人是项目的合作一方,运作成功了他会从中受益。作为利益共同体,他不是置身事外,与筹建煤运站毫不相干的人,不是在为自己以外的“他人”(李某某)谋取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3300万元仍是用于协调、运作项目的前期费用,不是被告人向李某某索要的“好处费”。
    4、李某某与被告人明确约定:煤运站建成以后,李某某占65%的股份,被告人占35%的股份。如果按李某某所说3300万元是给被告人的好处费,同时又让被告人在其中占有股份,岂不是让被告人得了双份?这样的解释不合逻辑,也违背常理。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李某某关于3300万元是被告人索要的“好处费”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相对而言,被告人关于“2000万元是前期活动费用,1000万元是借款”的说法与事实相符,真实可信。至于用来解决发运户头的300万元,用途明确,李某某对自己以前关于该笔系“好处费”的说法已明确作出更正。
    (四)被告人作为筹集煤炭集运站项目的合作一方,即便在前期费用的实际支出数额上有所夸大,也不能据此推断其存在将余额据为己有的主观故意
    关于前期费用如何使用,被告人供述:“李某某说前期活动费用如何使用他不管,但要把项目拿下来”。但直至案发前,项目仍在进行中,后续费用还将发生。铁路方面进行人事调整后,协调工作难度加大,各项费用明显增加,这些都是被告人必须面对的难题。如果项目运作结束了,被告人作为负责协调关系的一方,自然要向李某某交账,讲清费用去向,如有剩余还须交回剩余款额。李某某在证言中讲:“我不相信他把3300万元全送了,肯定自留了大部分,建煤运站前期活动费用用不了3000万,有1000万元就差不多了”。建煤运站究竟需要多少前期费用,的确是一个因项目而异、无法直较比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与潜规则并行的现实状态下,根本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可供参照。
    退一步讲,即便有证据表明被告人曾有意夸大费用支出,或隐瞒了余留数额,充其量不过是民事主体在合作关系中的诚信问题,与刑事犯罪尤其是受贿并无实质关联。李某某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自己的权利。公诉机关将有明确去向的400万予以扣除,以李某某的证言作为主要证据认定余额为被告人依职权受贿所得,混淆了民事行为与刑事犯罪的严格界限。
    (五)公诉机关以被告人及其儿子将前期费用用于其他投资和家庭购房、装修等支出,来印证指控受贿成立的观点,辩护人认为有失偏颇
    不论被告告人及其子在侦查阶段对前期费用的使用是如何供述的,关键是要把它放在项目合作的整个过程中来看。李某某以现金方式提供的前期费用,尽管用途确定,但人民币属于种类物而非特定物,分散在被告人及其儿子手中的只是数字而已,与其儿子公司资金或个人资金已混同保管,在需要协调费用时,只要筹措、调配到足额资金即可。现有证据只能证实在前期资金到位后至案发这段时间内,被告人及其儿子在哪些项目和费用上有投入、有支出,但不能确定该款就是李某某提供的款项中的一部分。公诉机关顺着“专款专用”的逻辑关系,简单地以“投资其他个人项目或用于家庭支出”,从而推导出被告人存在“以合作建煤运站的前期费用和解决发运户头为名”行受贿之实的行为,不符合刑事证据的认证规则。
    综合以上事实及证据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利用其担任公安局长的职务便利,以与李某某合作承建煤炭集运站的前期费用和联系解决发运户头为名,向李索要2900万元人民币”构成受贿罪的指控,依法不能成立。

第二部分:关于窝藏罪的指控

    一、被告人得知李某某因事故被调查后,基于合作关系及朋友情谊,多次规劝、说服李某某去投案自首,争取主动。李某某最终选择投案,与被告人的感化和影响密不可分
    李某某面对中纪委的明查暗访心里极度恐慌,一方面因怕受到法律制裁而急于逃避,另一方面又心存侥幸急于找关系进行协调。此时,他矛盾、多疑,即便是对熟悉的人也心存戒备。被告人凭着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多次做李某某的工作让其选择投案自首,争取有利于量刑的法定情节,配合好案件调查,以便早日获得自由,继续合作。被告人的说服工作让李某某逐步认识和接受,中间虽有过反复,但在被告人的影响和心理疏导之下最终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从这一点来看,被告人对于李某某的归案在客观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应当予以认可。
    二、被告人之所以安排李某某住到儿子的空房内,是为了稳住已躲避三个月之久、行踪全无的李某某,以免其四处躲藏中被抓而丧失投案机会,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办案单位选择恰当的投案时机,其动机和目的并非是帮助李某某逃避法律追究,主观上无隐匿犯罪之人的直接故意
    李某某得知被公安通缉之后,躲回老家很长时间,就连合作伙伴及结拜弟兄等人都不知其音讯。经多方打听、转告,好不容易取得了联系。面对惊魂未定的李某某,为了避免他的再次逃匿,被告人为其安排了住处。按照预计的安排很快就会协调妥当投案自首,但结果出乎意料,直到近三个月之后,于2009年8月26日,李某某才在他人陪同下向中纪委投了案。在案证据已证实,中纪委有关人员是知道李某某在北京的行踪的,把握恰当的投案时机也是听从了中纪委有关人员的安排,一切均在办案单位的掌控之下,所以被告人的行为并不存在帮助李某某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犯罪认定原则,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窝藏犯罪,因缺乏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件,依法不能认定为窝藏罪。。
    以上辩护意见谨供合议庭合议时参考,希望贵院依法公正判决。

                              辩护人: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
                                             李万忠 律师
                                             董文英 律师

所属类别: 刑事诉讼

该资讯的关键词为: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