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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英: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案二审辩护词

作者:董文英浏览次数: 日期:2013-12-25 15:09

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案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上诉人亲属的委托及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作为陈某某的辩护人参与了本案二审期间的有关诉讼活动。感谢合议庭给了上诉人和辩护人充分阐述的机会,一审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上诉人极刑,由于死刑案件一旦执行不可逆转,故在尊重上诉人意愿的前提下,围绕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法律适用问题,发表以下四方面的辩护意见,希望合议庭能予以重视并采纳。

 

一、经过法庭调查,依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上诉人陈某某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故依法对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一审判决认定:“陈某某的讯问笔录多在看守所形成,而看守所不具备刑讯逼供的条件,且录音录像显示没有刑讯及诱供迹象,可以认定系自愿作出有罪供述,其认可贩毒的数量,故其提出受到过刑讯逼供和诱供的理由不能成立”。

辩护人认为,陈某某的第一次有罪供述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何种情形之下形成的,对于本案而言至关重要。

①关于讯问的时间及地点问题。在案的第一份有罪供述形成于2012年6月7日晚22:10-23:50,也就是被抓的当天晚上。笔录记载的讯问地点是“某市看守所”,但《某市公安局提讯证》显示:发证日期为2012年6月8日,该提讯证也没有关于6月7日提讯陈某某的任何记载。就在相同时间(2012年6月7日22:05-22:10),办案人员在某刑侦支队审讯室对陈某某辨认同案被告人的过程制作了《辨认笔录》。如果辨认笔录是据实记录的话,陈某某第一次接受审讯就不是在某市看守所内进行的,而是在某市刑侦支队的审讯室,由此看来办案人员在讯问笔录上显然没有据实填写。根据陈某某的当庭陈述,从6月7日被抓直到6月14日被押解回太原,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贩卖毒品的事实,这期间也没有写过《交待材料》。那么第一份有罪供述的笔录究竟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形成的,上诉人及辩护人均存有质疑。既然不是在看守所内讯问形成的,陈某某遭受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就无法排除。

②关于殴打情形是否存在的问题。陈某某当庭陈述:6月7日被抓时,他并没有拒捕,被押上警车后,其中一人脱下鞋用鞋底打他的脸,还用手打脸。在从某市押解回太原的火车上,另有一人用拳头打其胸、腹部。回到市局后,因为不承认贩毒,办案人员用电警棍多次击其双臂、肩膀和后背,皮肤又疼又痒而且有麻木的感觉。2012年6月14日的《入所健康检查登记表》、《健康检查笔录》记载:陈某某双肩、背部有点状针刺样红色皮肤粘膜破损,自诉自己抓伤所致。根据上述文字记载,陈某某入所时的伤并不是陈旧性的,也没有结痂,形成的时间与收押时间很接近,陈某某从某市被押解到太原,双手一直被铐不可能自己形成抓痕。陈某某只所以解释为自己抓伤,是因为办案人员就在跟前他不敢向体检大夫说出实情。经过与证人当庭对质,陈某某遭受了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

③关于陈某某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根据笔录反映,在第一次的讯问中,陈某某就供述了自己贩卖毒品的事实,称共卖给同案被告人20次左右,2500克。因为本案涉及的次数多、数量大,他是如何回忆起来的?怎么一张嘴就与同案两名被告人的供述完全吻合了?陈某某陈述:当受到刑讯逼供承认贩毒后,审讯人员拿来同案被告人的笔录念给他听,他就按同案被告人笔录中讲的去说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不存在逼供、诱供,他们的供述能否在第一次讯问时就完全一致?在随后的三次供述中,陈某某就按照已经形成的说法去说了。他解释的理由是:办案人员曾告诉他:量刑时只按最后一次的毒品数量计算。在侦查阶段的唯一一次录音录像中,虽然看不出有“刑讯及诱供的迹象”,但不能就此否定刑讯和诱供的存在。《刑诉法》第121条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全程进行”和“保持完整性”是指从第一次讯问到最后一次讯问,而不是指其中一次审讯过程的录音录像。

综合以对以上供述和书证的分析辩护人认为,陈某某归案后的第一次有罪供述并非在看守所内形成,其在被抓后、押解途中及市局滞留期间遭受刑讯逼供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第101条、第102条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诉法》第54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有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经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刑诉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排除。”基于目前已经查明的事实,二审法院应严格按照《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将以非法方法获取的陈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全部予以排除。

 

二、一审判决认定陈某某分20余次将2500克毒品贩卖给同案被告人的事实仅有被告人供述,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印证,以此作为主要的量刑根据判处上诉人死刑违反刑事证据的采信规则

(一)被告人供述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太原籍原审被告人是第一个归案的涉案人,20余次、2500克的说法最早来源于他。2012年4月30日其在被抓当天共有三份讯问笔录,他在第一次讯问中讲:“在2011年10-12月,10余次向一个叫某某的人购买冰毒400克左右,后来经此人介绍从四川籍同案被告人手里购买,共7次2000克左右。”在当天的第三次讯问中,该又讲:“2011年11月初开始,从四川籍同案被告人手里购买过20多次毒品,总量有2500克左右,具体交易过程记不清了。”既然时间长、次数多、总量大,他的毒品来源又不止四川籍同案被告人一人,那么他是如何回忆或计算出来的?在这份笔录中,其对最后一次交易的供述在交易地点、付款金额等情节上均不真实。在随后的讯问中,太原籍同案被告人为了争取立功,沿续了之前的说法。

2012年5月8日四川籍同案被告人被抓,在第一次供述时便承认了从2011年11月开始,贩卖给太原籍同案被告人20余次,总量2500克左右。这样的供述与首先归案的太原籍同案被告人完全吻合。辩护人质疑:如果仅一次或三到五次当事人陈述一致属正常情况,在半年的时间跨度内当交易次数达20余次时他们如何能准确、一致地回忆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究竟有没有办案人员的提示、诱导?

四川籍同案被告人是直接与陈某某发生毒品交易的人,当陈某某被抓后,为什么在第一份笔录中就供述了自2011年11月起向四川籍同案被告人贩卖毒品20余次、总量2500克的情节,至此三人说法高度一致除了让我们质疑取证过程是否合法以外,同时对他们供述的真实性也表示怀疑。在以被告人供述作为主要定案依据且对陈某某判处极刑时,更应严格掌握死刑案件的法定证明标准。辩护人认为,除将陈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之外,对两名同案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真实性也应进行严格的审查判断,审慎采用。

(二)本案最后一次贩卖毒品的数量应以查证属实的737.92克为准。涉案三人对最后一次贩卖毒品的行为均予供认,且供述一致,有查证的实物及检验结果在案佐证。但究竟是不是交易时所说的800克,由于各交易环节均未秤重,至太原籍同案被告人被抓时,扣押毒品的数量为737.92克。其无论是因分包而散落,还是满足自己吸食,均不可能在两三天内减损62.08克。

(三)对上诉人陈某某应以贩卖毒品1500余克作为量刑的依据。一审及本次审理中,陈某某承认自己共贩卖毒品10余次,包括最后一次在内涉案毒品的数量为1500克左右。在案的转款记录和通话清单仅能证明他与同案被告人之间存在电话联系和经济往来。同案被告人在一、二审的庭审中均称他与陈某某之间有借款关系,在给陈某某转款的18万元中,只有8万元与毒资有关,其余为陈某某向他借的款,依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地得出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全部用于毒品交易的结论。

 

三、关于应否对陈某某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在我国“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刑事政策之下,只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在保证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的前提下,做到少杀、慎杀。

一审判决得出陈某某贩卖毒品20余次、2500克左右的结论,明显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因而不具有确定性、唯一性和排他性,虽多次实施了贩卖毒品行为,但尚不至死,在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的前提下,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和严格适用死刑的原则,希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对陈某某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辩护人: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
                                   董文英   律师
                             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所属类别: 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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