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       

  • 关 键 字:
  •  

联系方式

名称: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

电话:0351-7526629

传真:0351-7526677

Email:jslawfirmnet@126.com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和信商座17层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典型案例 >> 刑事诉讼 >> 李万忠:郝某涉嫌抢劫十年蒙冤再审无罪

字号:   

李万忠:郝某涉嫌抢劫十年蒙冤再审无罪

作者:李万忠浏览次数: 日期:2010-10-10 14:0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是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万忠、董文英,依法接受郝某某亲属的委托并经本人同意,为郝某某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担任其涉嫌抢劫一案再审程序的辩护人。
    1998年1月23日是郝某某恶梦的开始,从此他由一个靠打工谋生的合法公民变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劳改犯,抢劫杀人的恶名让他无辜背负了近十年,也是这起冤案剥夺了他本应有的健康、自由和尊严。刚过五十他却已是满头白发,身体严重残疾,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曾经历了怎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今天,这场恶梦终于结束了,对郝某某而言意义非同凡响,这是他重获自由、洗清沉冤的一天。但此时面对郝某某,我们的心情复杂而沉重。这迟到的公正虽然是他盼望已久的,但在他木讷、呆滞的表情里,我们既找不到对洗清冤屈所表现出的欣喜,也看不到对当年蒙冤入狱所应有的愤怒,而只是听他用低沉的语气不断地重复着:“我没杀人,我没犯罪,我是被打后才说的。”郝某某的冤情得以雪洗是偶然的,如果没有真凶现身,如果牛金贺不主动供认,郝某某还将在监狱里背负罪名渡过余生。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回头反思,郝某某冤案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公、检、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是否做到了严格依法办案,当前司法体制存在哪些弊端,应如何建立和完善防错纠错机制,这是我们每一个法律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也是郝某某案件带给我们应有的启示。
    一、追根溯源,由于侦查机关先入为主,片面取证,在有罪推定的思维惯性影响下,不惜以刑讯逼供和指供、诱供等违法手段获取证据,直接导致侦查工作出现了实体性、根本性的错误。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是公诉案件的首要阶段,也是起诉和审判的前提与基础。由于我国长期奉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究其冤案形成的原因,侦查机关错误地确定作案人、采用刑讯逼供和指供、诱供手段违法取证,无疑是郝某某冤案形成的根源。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侦查机关在排查、确定嫌疑人身份时,张某某是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对于他的指认和证言由于机关侦查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核实,使侦查方向走入了歧途。张某某在1998年1月22日、23日、3月2日的四次询问中讲:案发当晚(阴历二十一)郝某某去找过某某,当时还有张某某和学某在场(其中一次讲到董某某也在场),并且说在被害人死前的当天晚上,只有郝某某一人来找过被害人。对于当时取证的情况,张某某在2006年8月11日河南宜阳警方对其的询问中讲:“公安局将我禁在矿办公室,天黑,我提供老闷的情况后才将我放回。”(牛金合、张广荣案刑侦卷第62页)。而事实上,郝某某在案发当晚根本没有去过被害人的住处。张某某证言中提到的张某某、学某、董某某等人,侦查机关并没有找他们进一步核实。
    (二)确定郝某某有作案嫌疑后,经鉴定现场勘查中提取到的鞋印与郝某某脚上穿的鞋完全吻合,从郝某某住处提取到的白衬衣上沾有与死者血型相同的血迹,这时嫌疑全部集中到了郝某某身向上。案发时没有目击证人,获取嫌疑人口供作为直接证据就成为破案的重点和关键。由于郝某某根本不在案发现场,没有实施抢劫杀人的行为,所以1月23日的第一次讯问并无结果。但我们注意到,他“承认案发当天去被害人住处要过钱而被害人不给”,至此这份笔录再无下文(见牛金合、张广荣案刑侦卷第3页)……从那份笔录的签字和落款我们能感受到郝某某在剧烈颤抖,此时他正在面对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探究每一起冤案的背后,刑讯逼供定是元凶,郝某某案件也不例外。1998年12月17日省高院在复核提审郝某某时他讲:“二十三日夜把我抓住,把我打到天明,在派出所还打,说你不老实交待把你皮扒了。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事。后来用凳子打我,用凉水浇我,我清楚过来,有一个值班让我交待就不打了,我交待了。” 郝某某在给姐姐、姐夫的信中这样描述“派出所把我抓去说我是杀人嫌疑犯,还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差点死去,打得我替他们招了……望姐姐姐夫替我申冤,不然我就得冤枉而死。” 1998年1月24日,郝某某那唯一一份自证有罪的供述就这样在侦查人员长时间的辱骂、殴打和逼迫之下诞生了,此后在3月4日以涉嫌杀人向他宣布逮捕时,郝某某已经住在了乡宁县人民医院的311病房。
    由于没有去过案发现场,没有实施抢劫杀人,郝某某的供述与现场勘查和尸检结论根本不可能吻合。这时,指供、诱供就如同刑讯逼供的一对孪生怪胎也粉墨登场了。在1月24日的这次讯问中,郝某某交待了所谓的作案过程:他在要钱不给的情况下先是用拳头捶胸,接着用折叠刀捅头部,在死者倒地的情况下用木板朝头上打,用手在脖子上掐,用脚在肚子、胸口、右胸脯处踩等等。这些作案手段所能形成的伤情特征与死者的尸检结果看似一致,但结合现场勘查仔细对比,有诸多疑点和矛盾凸现出来:
    ① 死者曾用锨打郝某某,两人还互相争夺,但现场并未遗留铁锨,这一作案工具去向不明;
    ② 郝某某供述曾使用了折叠刀,但现场未遗留,根据郝某某的供述也没有找到其下落;
    ③ 击打头部所用的木板形状、大小如何,与现场勘查时所见202X66的木板是否同一;
    ④ 死者左耳部的锐器伤有较细的挫伤带,鉴定分析是不太锋利的锐器形成的,这样的伤情特征折叠刀能否形成?
    ⑤ 现场案板上有把带血的菜刀,经鉴定上有与死者血型相同的血迹,而郝某某又没有使用过,那么它与死者左耳部的锐器伤又是什么关系?
    ⑥尸检可见死者颈部有三道横行条状皮下出血,这与郝某某所述用手掐脖子所能形成的伤情特征明显不同。
    辩护人注意到,在1月24日的这份笔录中,郝某某供述的很多情节都是在侦查人员根据现场勘查和尸检结论对其进行指供、诱供的结果。比如郝某某所讲的用木板打头,就与尸检结论所说的头部“考虑系表面较平整的钝器打击形成”相对应;郝某某所讲的用手掐脖子,就与尸检结论中“颈部受卡压造成窒息”相对应;郝某某所讲的用折叠刀捅头部就与尸检结论中“左耳部裂创系锐器形成”相对应;郝某某所讲的在肚子、胸口、右胸脯处用脚踩就与现场勘查中的“左肩头、胸和腹部可见有较明显的灰尘足蹬印”相对应;郝某某所讲的翻出身份证扔到地下,把床板掀起来找钱与现场勘查中所见的“柜门全部打开,柜前掉一件衣服,下压死者身份证”相对应;郝某某所讲的走时把灯拧灭了,把门锁住,又与现场勘查记载的“由勘查人员撬掉锁进入现场,用手拧亮灯泡”相对应。这些貌似吻合的供述,都是在侦查人员的指供、诱供下人为制造的。
    就在3月4日对郝某某执行逮捕的讯问中,郝某某说出白衬衣是杨某某走时留下的,那双黑皮鞋是花20元钱从杨某某手里买来的,并且强调他没有杀人,以前对作案过程的交待是胡说的。对于供述的变化和新线索的出现,这时侦查机关本应扩大排查范围,在查明作案动机、寻找作案工具、进一步核实涉案人身份等方面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工作,但遗憾的是,皮鞋和白衬衣的物证鉴定结论使他们确信郝某某就是作案人,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和有罪推定,加之命案必破的压力,侦查机关偏执地满足于对自己观点的确证,拒绝接受其他任何一种可能性的解释,用与郝某某毫无关联的钥匙、扣子等物证来印证他们的主观推断,而对于案件中存在的重重疑点和矛盾却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在“确信无疑”的错误判断中越走越远,越陷越深。1998年12月18日,就在省高院复核期间,乡宁县公安局刑警队在《关于1.22杀人抢劫案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说明中仍然强调:“我们在办理此案过程中,程序合法,无任何违法行为。就我们获取的证据和根据其交待提取到的现场钥匙,足以证实犯罪嫌疑人郝某某犯有杀人抢劫罪。”由于有罪推定的思维惯性在作祟,加上外部破案的压力和内心的破案欲望,侦查机关此时已完全失去了反思和纠错的能力,最终出现了侦查结论被完全推翻的实体性、根本性错误。牛某某等人的供述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作案的动机、手段、抢劫杀人的过程,该供述与现场勘查、遗留物证鉴定、尸检结论、照片等均能相互印证。如果当初及时纠错,改变侦查方向重新调查,不仅郝某某不会蒙冤,也不至贻误对牛某某等人的抓捕。
    二、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没有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实施有效监督,审判机关在审理、复核中没有严格把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判决的结论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使这起刑讯逼供造成的错案在诉讼中一路无阻。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指控犯罪,既要坚决依法惩治罪犯,更要依法保护无辜,应坚持以证据为本,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要善于发现非法证据,勇于排除非法证据。在本案的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中,对于案件事实和证据中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更多的依赖于侦查结论,对侦查中暴露出的违法行为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将郝某某的否认供述简单地视为是态度恶劣,想为自己开脱罪责,纯属狡辩。就这样,一纸起诉书便将郝某某押上了被告席,也让非法证据冲破设防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法庭。
    在两次开庭审理中,郝某某讲到了自己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坚持自己没有实施抢劫杀人的说法,并一再提出血衣、皮鞋都是杨某某的,是杨某某和张某某作的案。在最后陈述中,郝某某提出“杨某某这人还应进一步查,希望把本案查清楚。”郝某某的一审辩护律师王维均,针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较为完整的质证意见和无罪辩护意见,明确提出:“刑讯逼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希望法庭查清事实,以免错案发生……指控被告人杀害刘茵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庭释放郝某某。”但终究还是辩归辩,判照判,法院把律师在法庭上的据理力争看作是为被告开脱,因而可有可无。体现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上,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也未说明不采纳的理由。从判决结果来看,如此残忍的手段、恶劣的情节和严重的后果,本是应当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而对郝某某判处死缓在量刑上还是留有余地的,这说明一审法院对在案的证据也存在疑问。既然如此,为何不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判处无罪,而要“疑罪从轻”呢?这样的结论既不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审判机关也难以自圆其说。此时,不知他们该为自己当年的手下留情感到庆幸,还是该为自己作出的错误判决感到自责。
    三、相关人员工作粗疏,不负责任,未按规定履行法定义务;服刑场所申诉渠道不畅通,纠错机制不健全,也是导致郝某某诉讼权利无法保障,错案长期得不到纠正的重要原因。
    刑事诉讼法第64条、第71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拘留或者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将的拘留、逮捕的原因及羁押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其家属或所在单位。郝某某于1998年1月24日被刑事拘留、3月4日被逮捕,侦查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并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通知义务,郝某某的姐姐、姐夫在四年之后才知道了郝某某被判入狱的事实。
    由于没有亲属的委托,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缺少律师的帮助,郝某某在诉讼中孤立无援;一审宣判后,郝某某提出了上诉要求,但由于郝某某无法独立书写上诉状,而法院工作人员、看守所干警和指定辩护律师均没有对郝某某的上诉要求提供相应帮助,郝某某在十分无助的情况下最终未能有效提起上诉,使一桩因刑讯逼供被判死缓的错案没能走入二审程序。被投入劳改以后,郝某某多次雇人代写申诉材料,但都石沉大海、无人问津,纠错的申诉程序始终没有被提起,郝某某在不停的申诉中坚持了近十年。由于相关工作人员缺乏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加之缺少有效的纠错机制,让郝某某错案持续了十年。
    四、现有司法体制的缺陷使冤错案件的不断出现成为不可避免,因而转变执法理念、增强法制意识、加强制约监督、完善诉讼程序、注重保障人权等,是我们走向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必须必须努力去做的。
    (一)侦查权利缺乏制约。侦查机关有权决定除逮捕之外的各种强制措施,加之侦查工作具有封闭、秘密的特点,极易导致侦查权的随意和滥用,而犯罪事嫌疑人诉讼地位低下,孤立无援,对侦查机关的强制行为和手段无力辩驳,无权抗争,加之讯问时没有律师在场,也无第三方监督,讯问是否合法,完全依赖于侦查人员自律。在缺乏约束的环境下,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就会滋生并成为一种顽疾。
    (二)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律师介入形同虚设,对律师的辩护职责还缺乏正确理解。在旧刑法适用期间,没有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只是法院在开庭前让律师去阅卷,法庭辩护也只是走过场而已,律师辩护意见可有可无,流于形式。97年刑诉法修改以后,虽然规定可以在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或第一次讯问后聘请律师,但律师单独会见、了解案情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更多的时候公安机关要派员在场,只允许律师解答咨询而不能向嫌疑人了解案发情况,律师的介入对嫌疑人可以说没有什么帮助。应该说,律师的辩护职责是通过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的,而这一职责的履行很大程序上是以在诉讼中与公诉人相对抗的方式来实现的,但相当部分的法官、检察官把律师的辩护理解成“为钱而辩”,结果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你辩得再对,还得听我“本院认为”。
    (三)缺乏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生命无价,失去的健康不能用金钱换回,失去的岁月不能用赔偿数额来衡量。在湖北的佘祥林、河北的聂书斌、昆明的杜培武及本案的郝某某等冤错案件中,有的已经在监狱服刑十多年,有的早已被执行死刑。对于他们而言,错判已经完全改写了他们的人生,酷刑和牢狱在他们的身体和内心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判决无罪、恢复名誉、国家赔偿,这些都不可能让他们回到从前。近年来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检察系统要求对自侦案件的讯问进行全程录像,这些措施旨在强化公权力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但司法理念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着太大的差距,需要我们长期为之努力并坚持不懈。
    公正是法律的灵魂,请让我们再次相信法律的公正!

所属类别: 刑事诉讼

该资讯的关键词为: